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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九十後談六四與中國人-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皮蛋  发表时间:2018-06-06 12:08

  肖宗友: 肖杰,我的好儿子

  我的儿子肖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八九“六四”事件时被当局罪恶的子弹打中胸膛、夺去了他年轻宝贵的生命!已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

  二十五年来,当局非但不正视事实,还欺骗全世界,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没打死一个学生”、“那些人是暴徒”,掩盖自己的残忍屠杀爱国学生的凶手面目,继而又羞羞答答回避,撇清自己,甚至派人监视难属,可以说是各种卑鄙手段用尽了。但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全世界人民都永远不会忘记!谎言和暴力可以横行一时,但绝对不会改变历史的真相!事实总有一天会站出来说话!

  二十五年来,无时无刻不想念我的好儿子肖杰。儿子自幼懂事,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以成都五中状元、数学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期间经过自己努力,成绩也名列前茅。将要毕业之时在某中央报社实习,受到该报社领导高度重视,相邀毕业后到该报社工作。肖杰去世后在八宝山火化时,这位报社领导赶到现场,拉着我们的手说:“感谢你们培育出这么优秀的孩子,这孩子本来会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可惜了!”

  是的,他若还在世上,也是中年人了,我们现在该是儿孙满堂,过着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如今我们都是古稀之年,膝前冷清,每日泪水相伴,沉浸在思念和噩梦之中。思子之心,让人绝望!令人悲哀!一切心灰意冷,空悲切!苍天啊,你太不公平了!若不是亲朋好友苦苦相劝,真没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二十五年来,日日想,天天盼,儿子却再也回不来了。但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但至今都没有看到任何希望,难道让我们带着这种绝望离开人世吗?这种绝望、等待已折磨我们二十五年了!真相只有一个,偌大的北京,有千千万万人亲眼目睹了一切!全世界人民也都了解这一切!二十五年了,那些直到今天都还不愿也不敢承认事实的人,才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二十五年前六月五日那一天,肖杰正是在南池子街口被罪恶的子弹击中胸膛。群众紧急用平板车送医院,也无力挽回他年仅二十多岁的生命!和他一样倒在当局罪恶枪口下的还有许许多多爱国、正义、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局创造了全世界罕见的罪恶史!

  八九年前后,以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任总书记的中央,力主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富民强国。但是,就是这样的好书记,却遭到党内某些元老顽固派的打击报复,甚至为了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迫害胡耀邦总书记,致其病死。这引起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为胡书记开追悼会,悼念好书记,却遭到当时某些元老的压制,于是学生们走上街头,喊出了“反官倒、反腐败”、“要自由、要民主”等口号,一石激起全国人民的正义激情。全国各地集会游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举动。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而当局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调动军队向手无寸铁、主张正义的学生大开杀戒!“六四”成为古今中外最黑暗的一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六四”事件的难属们,我们哭干了眼泪,我们悲痛欲绝,我们望眼欲穿。但我们不孤独,正义自在人们心中,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但我们有许许多多正义的好孩子。在成都,就有几十位素不相识的正义之士常来看望我们,每年清明节都到肖杰墓地悼念,他们深情地说:“你们就把我们当做你们的孩子,我们代替肖杰孝敬您们。”当他们听说肖杰的妈妈生病住院了,主动联系医院,找医生,帮助住院治疗,并表示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就像亲儿女一样细致地关心,令我们感激不已!

  前不久,一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不知怎样找到了我们家,上门看望我们说:“以前自己从不关心政治,在海外期间,才了解到‘六四’事件的真相。每当‘六四’周年时,海外华人、肖杰的朋友同学都会组织活动纪念他,发表文章追念他。而我呢,我死之后,只有父母记得我。肖杰至今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纪念他,各种书报杂志都有他的名字,他会名留千古!后人每当提到‘六四’事件时,就会想起——在中国成都曾有一位先烈,为了中国繁荣富强,争取民主自由,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又过了几天,人民大学的另一位同学,代表现在天南海北的同学来看望我们,叫我们“肖爸爸”、“乔妈妈”。正义自在人们心中!不仅仅是对肖杰的怀念,更多的是正义的呼唤,对当局罪行的声讨!

  二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均,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少数利益集团霸占。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范围越来越广,数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而人民群众,被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购房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社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民怨极大。这也正说明了,在“六四”时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才使得利益集团更加猖狂,其腐败程度已大大超过了二十五年前。到底谁在爱国,谁在毁国?!

  我们呼吁当今政府正视历史,为国家、为人民勇敢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取得人民的信任;一味地充耳不闻只能丧失威信,甚至激化矛盾——勇敢地为“六四”事件还原真相,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附:

  肖杰遗书(节选)

  肖宗友夫妇在整理从学校带回来的儿子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坚守在天安门广场时,写给父母的遗书。

  肖杰在遗书中写道:

  敬爱的父亲大人母亲:

  孩儿不孝,要离您们而去了。

  孩儿知道,您们含辛茹苦,把我从一个吚呀婴孩带成一个胡须男儿,付出了多少心血,这绝不是几万元的金钱所能涵括的。养育之恩,孩儿粉身难报,然孩儿竟不能不抱着巨大的憾恨,强忍悲痛割爱而去了。

  照理说,经您们多年的辛勤操作,我们这个小家庭虽不算是上乘,但基本上算得上殷实之家。我大学毕业后,也会相应地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前途,本应该知足而过了,然孩儿环顾四周,眼见这贫穷落后的国家、黑暗污浊的不公平社会,再念及自己的壮志,竟难以安然自在。

  国家走错了路,陷在贫穷落后的泥潭之中;统治者手握特权,腐淫奢糜,花天酒地,荒淫作乐;高干子弟更是仗势横行,为非作歹;社会上流氓霸世横行,警察与真正的社会渣滓同流合污,礼敬烟酒,对一般民众却狠如狼虎,棒敲脚踢;数亿老实的农民仍沉沦于愚昧之中;一般公众胆小唯诺——社会的黑暗、不公平、统治者的污浊、人民的麻木冷漠,这一切,使我难以独善其身,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安心供奉你们。民未安,何敢忘忧,目未达,何敢自顾?

  也许,应该可惜我的心没有彻底麻木。它的清醒导致了我心灵的痛苦与难耐。我不能(注:此处约6字无法辨认)而熟视无睹,冷漠麻木!我的社会责任感不允许我沉默,我的历史使命感不允许我胆怯,我的未酬壮志却不允许我就此同流合污,沉沦随大流!我要登高大呼,我要唤起那些沉睡的民众。我要震撼他们那麻木的灵魂!该觉醒了,我的华夏!我的滚滚热血在我的体内沸腾奔跃,我看到自己全身充溢着一股不可抑制的热切与壮怀。我绝不能眼看着我的国家、我的民族在错误路上越走越远,在黑暗不公平中越陷越深。我要起而与之抗争,我要改造这千疮百夷的病态社会!哪怕我的力量过于渺小,过于乏力,但我总要有一分力尽一分责的。即使微不足道,却总是一股正义。

  我知道,与强大的守旧势力代表——现行政权共产党作对,绝没有什么好下场。他们镇压异己的专制残忍手段,是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那个被他们赶到小岛上的专制的国民党政府比不上。

  但即使如此,我也绝不向现实投降!他们现在可以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但历史是无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将作出公正的判决,它将告诉世人谁是阻碍历史进程的反动保守势力。谁是真正为民族前途着想的革命者。当年的共产党,挑动学生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高喊“反对一党独裁”艰苦革命是进步,而今天对着现在的共产党政府也喊“反对一党独裁”时,却要被视为反动言行!两者前后一比较,这个政权的虚伪、自私是何其的明显!为什么只许你反一党独裁,而不准人家反你一党独裁?为什么只许你一个党存在,而不准任何异己力量对你进行真正监督?这除了暴露出你这个政党的自私、蛮横,还能说明什么呢?历史的嘲讽多么的无情!

  我相信,几十年过去,当后人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现在被社会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时,即使几十年以后那个把自己的政党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权仍统治着中国,我们还是被视为“反革命分子”,但总有一天,历史会公正地承认我们的价值。历史将证明,我们无愧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正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充当着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先驱、奠基石!

  在这个世上,我没什么可留恋牵挂的,唯一感到牵挂的就是生我养我的您们了(这世上除了您们不会再有人真心在感情上牵挂孩儿)。不能再来孝敬您们二老,报答您们的养育之恩,这是我这一生的最大、最后的遗憾。我多么想孝敬报答您们啊!然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要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忠于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民族。为了我的叛逆不给您们再增添额外的痛苦,我只能挥泪忍痛了!您们骂我吧,骂我这个自私的儿子,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竟忍心抛下了他的生身父母!

  让孩儿最后再叫一声吧,爸爸,妈妈。

  永别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您们的不孝之子:肖峰杰(注:学名“肖杰”)

  一九八九年六月

  一、

  香港社會的「撕裂」,不僅是政改問題上那種互不相容,好比追求自由戀愛與奉父母之命或媒酌之言的盲婚啞嫁,那是現代化(文明)與傳統(封建)想法的格格不入;而價值觀念的改弦易轍,又是日趨普及顯眼的隱患。

  政改的爭拗,作最樂觀的推想,是北京為了「國際觀瞻」和這個仍具很高實用價值的金融中心(前海若三權合作,肯定無法取代三權獨立的香港),不會因為社會極不和諧而令北京無法充分利用,最後會作出寸讓以產生「豬欄效應」,讓「顧全大局」者有落台之階,社會重回表面和諧的境界;至於價值觀的蛻變,筆者真是憂心忡忡,因為當今不少飽受西方教化之士,在形勢比人強即了解北京鐵板一塊港事難有可為的前提下、計算「機會成本」後,都欲語還休,不肯就推動資本主義社會進步向前的普通常識,實話實說,以掃除足以拖香港後腿的反智言論。這種情況若不改變,二○四七年回歸母體的香港,將是一個落伍愚昧的硬件殘敗軟件與時代脫節的山城。

  令筆者「有感」而作本文的是退休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的「臨別贈言」。前處長任內面對本港數十年未遇的反建制佔領示威活動,工作之困難,有目共睹;平情而論,他的硬朗作風令社會只有「有限度」的失序,而且表面上總算很快便歸於平靜。在筆者的理念中,對這位負責執法的公務員作出苛評,有點不公道更不厚道。

  曾前處長為他領導下警隊的表現「感到自豪」,不難理解,因為他認為「香港能夠成為一個治安良好的地方,很多大案都能夠在短時間內破案,是同事靠努力和血汗換來的」,事實亦是如此,對這位老上司的讚賞,警隊受之無愧。不過,這位前處長說「警員的理想不只是為了數萬元的薪津,而是希望香港人可以享有安居樂業的環境」,便有漠視現實、言大而誇的虛妄。這種看似無關宏旨的說法,觸動了自由世界的核心價值,若不予正視,香港便會在這類並非微言大義的閒言閒語中產生質變。

  在有職業自由的地方,人們工作,有點像蜜蜂螞蟻,營營役役,為「生活」而忙,而換取薪津的是稱職地工作。以警隊的例子,在獲得「數萬元薪津」(相信中級以上的警官才有的待遇)後,警員便得按時按候、有規有矩地投入工作。筆者一名小輩是很早期在熒幕上當「大個要做警察」宣傳片的「主角」;然而小時候當警察的「理想」,長大後如願以償,亦必定先從待遇和工作條件是否合適作考慮,與不問收穫的「理想」相去甚遠。不必援引學者如「公共選擇理論」的看法,現實顯示政客和古稱公僕的公務官都以追求私利為「理想」。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甫上任便說他「要做好呢(這)份工」,雖無政治人物的胸襟和氣魄,卻平實地說出了不是滿腦子「理想」的公務員心聲。事實上,很少人沒有「理想」—過好日子是普世的「理想」—只是公務員尤其是執法人員,不應把有別於普世價值的「理想」帶進工作;有警員為了追求香港社會有「安居樂業」環境的「理想」,對擾亂社會秩序的示威者拳打腳踢,豈不可以辯稱為了達致「理想」的高尚目標而不得不為之(示威者的行動肯定帶來社會不安寧)……。賦警隊予比薪津更高的「理想」,許多有違法紀的事由是而生!

  二、

  不久前有議員訓示(或溫馨提醒)港人,要為內地對港供應東江水而(向內地政府)「感恩」!這種看似不關痛癢的說法,卻犯了一項非常嚴重亦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敢輕侮的核心價值。

  阿當.史密斯在《原富》揭示的「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y),旨在說明在不違反公平公正的原則下,每個人都有自由運用自己的勞力和資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私利),這種自由,是任何政府不應立法予以剝奪的天賦人權。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基於自利心而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濟人(Economic Man);引申至買賣活動,在自由市場機制下,賣者認為於己有利而賣、買者認為於己合算而買,結果雙方各牟其利,成交而退,皆大歡喜。《原富》中所舉麵包師焗麵包、釀酒師釀酒以至屠戶賣肉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不過,筆者仍可作更有「說服力」的譬如,麵包師不是因為顧客肚餓而烤麵包,他是為了免使自己肚餓才做此「苦役」;同理,屠戶若非為了養兒育女,亦不會因為顧客食無肉營養不足而殺牛宰羊……。顯而易見,在這種受「無形之手」 (Invisible Hand)引導下的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均獲得滿足;交易過程令整體社會受惠,那便是史密斯指陳的追求私利足以增進公益(「私利公益調和論」)。

  香港購買東江水,當然不是受「無形之手」驅動,以中國是「有形之手」指揮一切的國家;然而,在淡水買賣上,雙方都各取所需各得其利,那意味這是一宗公平交易,彼此不必向對方「感恩」;退一步看,提出購買東江水時,香港確有需要(需要程度甚於今日),而當年 內地外滙嚴重不足,可說亟需這筆經常性外滙收入,因此不惜大事周章,大量投資,做好輸水來港的基礎建設。非常明顯,香港購水的費用,足令內地在輸水工程上的投資有「合理」回報。

  這些年來,每次訂定新供水合約,東江水的單位價格均與時俱進,雖然經常有人因此指出內地叫價過高(當中最積極的是一位已貴為「副局級」的高官!),「魚肉港人」,但筆者認為香港很難甚至根本無法與唯一供應者(內地淡水壟斷者)討價還價,如果向北京求情,令其向東江水管理當局施壓而減價,便有違史密斯的教誨。在這種形同「專賣」的情形下,香港只有自求多金,以達輕輕鬆鬆支付水費的目標。

  如此這般的買賣淡水交易,有關各方均蒙其利,誰亦不必對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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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在变大,而不是变小,金融市场与投资者可能不喜欢这种变化。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许多重大事件,从英国周四大选到希腊违约悬疑,以及拟议中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遇到新阻力,实质都是去全球化。

  去全球化就是部分逆转长期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各地资本、商品与服务的自由流动。

  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对全球化的势力与利益集团浮现。其中包括寻求加强对银行业控制的各国政府;富裕国家的政客与工会,他们认为全球化威胁中产阶级的就业与收入,而好处却集中在上层社会。

  全球化面临阻力的证据唾手可得。英国5月7日大选,任何政党都不可能获得多数选票,其中蕴含双重风险:英国是否退出欧盟,苏格兰是否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之内。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如果他的保守党赢得大选,将在2017年底前举行关于英国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誓言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NP)获得的支持大增,使其更可能成为权力掮客,并可能提高苏格兰再度举行独立公投的可能性–目前举行投票的可能性比较微弱。

  英国最大的银行汇丰控股表示,可能会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监管和结构性改革”而将总部搬迁至英国以外的地区。汇丰还称另一个原因是对英国是否将留在欧盟的担忧。这些令英国拥有最为严格的银行监管的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退步,就如同离开欧盟一样。

  希腊和欧元区伙伴之间围绕债务的缠斗最终或许将导致该国退出欧元区。而当初创设欧元区的一部分初衷,就是意在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

  再来考虑下美国国内突然兴起的反TPP声音吧。认为更为便利、不断增长的贸易能够带来好处的想法,是全球化的核心,支持者们认为贸易能够给经济中所有的部门都带来好处。不过,美国的中左翼民主党人士和右翼共和党人士罕见的联手结盟,已开始威胁到TPP计划。反对者提出一系列理由,主要的是担心全球竞争的压力加大会不利于美国的就业和民众收入。如果奥巴马推行TPP获得成功,那么这个计划将覆盖规模占到全球40%的经济体。

  一体化紧密度下降

  作为全球化速度关键指标的国际贸易增速正在放缓。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的数据,今年1月和2月全球贸易量分别下滑1.6%和0.9%。更为令人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的扩张速度大体上仅持平于全球经济增速,之前的年份通常是轻易就超过全球GDP增速。

  跨境资本流动也未回升至危机前的峰值,表明全球金融系统并未完全一体化。这部分是因为金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冒险的结果,但河南11选5预测现在冒险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此外还因为让汇丰感到头疼的那些监管问题。各国现在更有理由为自己的金融系统筑起藩篱。这样做不仅能在发生危机时减轻自身的责任,还能让资金更好地朝着各国的目的和金融需求流动。

  如果全球化在促进增长的同时,却导致利益分配更加不平等,则去全球化反而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即增长放缓,但利益分配更加平等,而这是好是坏,端看个人的观点而定。如果你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操作者,希望将获利最大化,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并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去全球化的力量占据上风,有两个影响是投资者容易看到的。首先,增长将放缓,这对资产价格是不利的,很有可能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此外,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意味着,企业利润率将下降,这也会导致资产价格下滑。

  其次,如果全球经济体和市场的联系减弱,那么他们的关联性也将下降。准入门槛较高的资本市场将倾向于走自己的路。这或许能在多元化方面带来更多好处。

  去全球化若真的发生,将是一个缓慢且一波三折的进程,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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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明勳/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讓「新加坡模式」逐漸成為一種「亞洲例外論」(Asian Exceptionalism),彷彿一切標準遇到新加坡後,都自然而然退居成為次要選項。即便許多證據顯示,亞洲價值充其量不過是獨裁政權的掩護,以合理化自身的獨裁統治;但無可諱言地,仍有許多新加坡民眾對亞洲價值欣然買單。

  進一步探究會發現,整個新加坡社會猶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上,映照出「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Macdonald Critchley(1928)在《鏡像書寫》(Mirror-writing)中解釋,「所謂鏡像書寫……是指各種書寫字體以反方向書寫出來,個別文字因而反轉過來。書寫出來的文字必須擺在鏡子面前才能閲讀。」而「雙重鏡像」(double 河南11选5专家预测 mirror)意指不僅左右顛倒,連上下也相反。本文以「雙重鏡像」的概念,重新理解新加坡社會如何在亞洲價值洗禮下,逐漸形成雙方互為顛倒、上下相反,但也同時並存的雙重鏡像之矛盾現象。

  善霸?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

  誠如〈「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1所述,所謂亞洲價值包含五種特性: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人際互惠性和調和、社群利益和和諧、儒家式家庭主義。如果將這五種特性做個正面的形象包裝,即是「凡事都是為你(妳)好的『大家長』!」無可否認的,許多人認為李光耀就像是一位在家父長制下的大家長,照顧國家各種大小事,連個人的私領域也不例外,因為大家長不管對自己做了什麼事,都可以在「我這麼做都是為你(妳)好」的論述下被掩蓋。大家長對於國民的照顧是一種恩賜與贈禮,要時時刻刻心懷感激;即便要求自己做不想做的事,都要接受,因為他「都是為了我好」。換言之,為了整體社群的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理所當然。如同李光耀所述(1987)2 :

  「我經常被人指控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沒有錯,如果我沒有那麼做的話,我們不會有今天的成績。我講起這些不會有任何一點悔恨的成分,如果我們沒有介入非常私人的領域,像是你的鄰居是誰,你怎麼生活,你發出什麼噪音,你怎麼吐痰,或是你說什麼語言,我們就不會有經濟發展。我們決定什麼是對的,『才 不 管 別 人 怎 麼 想』。」

  對李光耀而言,他對國家的想像不過是李氏家族的外延。政治就是聖君賢相,只有賢達的人才有資格擔任領導者。因此,人民行動黨自執政以來就一直注重人才的培養,好的政治領袖要兼顧品格、學識與紀律,總之就是儒家思想下的「正人君子」之典範3 。然而,到底誰可以成為聖君賢相、正人君子呢?判斷標準又是什麼?又是誰在判斷呢?可以想見的是,所謂的國家領導者往往符合儒家式的家庭想像,即「高教育的中產階級異性戀男性菁英」。他不會是低學歷,不會是中下階級、不會是女性,更不會是同志(LGBT)。「大人說話,小孩子別插嘴」、「男人說話,女人河南11选5预测不要表示意見」,其中的大人、男人即為亞洲價值所讚揚的道德領袖與菁英,而小孩子與女人則是那些不成熟的、未見世面的、品德有缺陷的常民。這種只重視個人的菁英領導,而不容許反對聲音存在的「為你(妳)好」父權,在新加坡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對擁戴者而言,「沒有李光耀,就沒有現在的新加坡」。當初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使新加坡被迫獨立,並在對其懷有敵意的伊斯蘭國家(馬來西亞和印尼)環繞內勉強求生存。然而,李光耀並未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的,他反而讓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島一躍成為經濟大國。從1959年的五百美元,到2010年時已超過五萬美元,如此輝煌的經濟成就,成為擁戴者屢屢傳頌的佳績。這種悲情式論調特別容易引起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的同情,因為道德領袖必須在悲情傳奇中才能襯托自己的不凡與道德正當性。於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什麼都可以被犧牲,包括人權;為了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個人利益都必須讓步。藉由「亞洲價值」的提倡,來為自己的人權侵犯尋找託辭。

  於是亞洲價值就在李光耀的反覆論述下,使「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幾乎成為兩個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對擁戴者而言,新加坡不是沒有自由,他們可以選舉、可以投票,而這些都被視為是李光耀的「恩賜」,即便這只是最低限度的「選舉式民主」。而現代威權政體最獨到的統治之術就是善於利用「自由的幻覺」,讓民眾以為我們很自由、很民主,但實則仍活在李光耀塑造的牢籠裡。

  惡霸?不容異己的鐵腕「獨裁者」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李光耀是不折不扣的「獨裁者」,不僅嚴格控制大眾媒體,而且運用「國內安全法」來打擊異議人士及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多侷限和管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成為遙遠的烏托邦想像。他一邊讓民眾享受經濟發展的甜蜜果實,一邊卻高舉「亞洲價值」來鞏固自己的威權統治。如上所述,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在李光耀的形塑下幾乎成為兩個對互斥且對立的詞彙。然而,這無疑是一種謬論,為什麼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以人權保障為代價?從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可知,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其實是相互並行的。因此,不是經濟發展必然與人權保障相脫鉤,而是統治者願不願意落實國民基本的人權保障。

  簡言之,不是每個國家在經濟條件未臻成熟之前,就能夠合理推延權利的賦予和人權保障,而是「究竟國家能否為了經濟發展這樣的集體目標來合理化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抑或是能否藉由侵犯人權來維持某一個政府的繼續執政?」對反對者而言,答案昭然若揭。然而,50年代起的新加坡國民卻活在李光耀的迷思下,深信「如果沒有李光耀,新加坡就不可能由當年的一無所有晉身為現在的經濟強國」。但實際上新加坡能有這樣的佳績,更多是因為過去的歷史、地緣政治等因素所致,讓新加坡早在30年代(英國殖民時代)就已是重要的貿易轉口港,從而為其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而非李光耀個人的豐功偉業。另外,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的經驗,並不支持威權體制成為「亞洲例外論」,反而成為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另一次驗證(林宗弘,2007)4 。

  近日,一位16歲新加坡青年余澎杉(Amos Yee)於YouTube上載一部短片,標題為「李光耀終於死了!」(Lee Kuan Yew is finally dead!)5,他在影片中質疑李光耀「被過分的讚譽」,指李光耀是個「極具馬基雅維利色彩」(意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領袖,批評「(李)是獨裁者,卻愚弄世人以為他民主,給予新加坡人投票機會便裝作我們有選擇自由的模樣」。此外,李還全面箝制傳媒和教育,締造了「一個貧富懸殊、以物質富足論成敗」的社會。總之,就是「假民主,真獨裁」。

  影片一上載後,就吸引數萬人次瀏覽。但兩天後,該位青年即被警方逮捕,並控以「傷害宗教族群情感」、「片中出現淫穢字眼」與「蓄意散布侮辱的言論」3項罪名,其中「傷害宗教族群情感」最重可判3年監禁。自李光耀逝世以來,余澎杉並不是唯一批評李光耀的人,但卻是唯一因此被逮捕的6。新加坡基督教協會和新加坡保護記者協會均呼籲釋放該位青年,保護記者協會更指稱該事件「顯見當局是如何的鉗制言論自由。」事實上,該位少年只是表達他對李光耀的看法,就被入罪。設想這種狀況如果發生在台灣,那豈不是千千萬萬的「婉君」(即網軍)都要被入罪、被逮捕呢?

  除了嚴格控制大眾媒體,他還運用《國內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來打擊異議人士及反對勢力,對人民的政治活動施加許多的限制與管制。新加坡「國內安全局」(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ISD)被賦予非常大的權力,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內部安全法》授權內部安全局可在必要時無限期拘留任何可能威脅種族和諧與社會穩定的人士,並可在不經審訊的情況下羈押多年7。

  基本上,他對於反對者的打壓策略,不外乎是控告、誹謗、使其破產,最顯為人知的就是1997年的「鄧亮洪事件」。李光耀不僅控告其政敵鄧洪亮誹謗,加上稅局又指控鄧逃稅,最終牽連到其太太及子女,並查封他們全部資產。最後鄧亮洪不得不流亡香港,後往澳洲尋求政治庇護。當年大選,鄧亮洪曾多次收到死亡恐嚇信,但向警局報案卻不受理。在其所著的《鄧亮洪回憶錄》中,花不少篇幅指責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用行政和司法手段限制反對黨,並以操縱選舉時間、減少新聞採訪反對黨、針對反對黨勝選選區進行限制公共經費、選區重新劃分等等手段,操弄選舉制度和規則,確保反對黨無法構成挑戰8。

  「鎮壓,是一種日益成長的習慣。我聽說幹這事就像做愛,第二次就會容易些!第一次有些良心上的創痛呀、罪疚感呀。但是一旦搞上了,重覆幾次,你就會越來越厚顏無恥,放手大搞了」(李光耀,1956年)。

  1989年中國發生嚴重侵害人權的天安門事件,但李光耀卻公開為鄧小平辯護。他認為:「(鄧小平)當時想的是,『如果我要射殺20萬個學生,才可令中國免於陷入百年亂世,那就這樣吧!』」並聲稱「此一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這種公然藐視人權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會被反對者視為「獨裁者」般的惡霸了。

  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

  綜上所述,李光耀式的權術(新加坡模式)與亞洲價值,映照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一方面,擁戴者看到他的「善霸」,因為李光耀就是儒家式的大家長,他做什麼事都是「為了我們好」。為了經濟發展、為了社會穩定,人權保障與民主都必須讓位,成為次要的政策目標。這種「為你(妳)好」父權在新加坡被發揮的淋漓盡致,總之就是菁英領袖高瞻遠矚的德政。

  另一方面,反對者卻看到他的「惡霸」,不容他人表異議的鐵腕作風,使國家只存在一種聲音,即對李光耀的歌功頌德。能做到這樣「一言堂」的國家,除了北韓之外,還有誰能與之相比妳呢?相比於經濟低迷的北韓,經濟蓬勃發展的新加坡卻反倒成為值得借鏡的「模範生」?同樣都是獨裁統治和人權紀錄堪虞,只因為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從新加坡模式中,驗證了「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東南亞與太平洋研究主任魯佩特(Rupert Abbott)所述:「李光耀建立現代的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他留給新加坡無人能及的遺產,然而他也留下了黑暗的一面,基本的自由與人權太常為了確保經濟成長而被犧牲,限制言論自由、消音批評聲浪依舊是新加坡人現實日常生活的一部分。」9

  簡言之,「善霸」的鏡像映照出「為了經濟發展的集體利益而犧牲人權保障,也不足為惜」;相對的,「惡霸」的鏡像則映照出「人權保障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時常被忽視與犧牲」。不難理解的是,前者傾向支持亞洲價值,而後者則傾向反對亞洲價值。在「亞洲價值之鏡」下,所有人皆無所遁形。從某一方向看入是善霸,反方向看回來卻是惡霸,彼此成為彼此鏡像的他者,共存在亞洲價值之鏡的兩面。

  「亞洲」或「東方」是歐洲人在向外殖民的過程中,以歐洲作為「自我」,而以東方作為拓展的「他者」所形構的詞彙。同樣的詞彙在李光耀的操弄下,使他一方面否定西方,一方面卻用亞洲價值來對自己的人民「再殖民」,是故人民始終是被拓展的他者。又,如何理解沒有民選基礎的李光耀,為何可以聲稱有一種適用於全體社會或東亞地區的價值,叫做「亞洲價值」呢?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不管從哪個面向來分析,新加坡模式或許更像是一種「恐怖統治」,整個國家的運作奠基在「恐懼」之上。無論是「善霸」還是「惡霸」,都是「霸」,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菁英領導與威權統治。人民遵守法律並不是真的內化了「法治」(rule of law)精神,而是因為「恐懼」,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嚴刑峻法,如鞭刑。表面上是城市的井然有序與和諧穩定,實則是對法律的「恐懼」,擔心因為挑戰體制,會讓自己原本安逸的生活付之一炬。基本上,整套法律體系其實就是為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來量身訂做,形成「法制」(rule by law),法律只是李氏政權這個統治集團的工具,其立法目的只是為了方便專制體制的有效統治,而非保障全民福祉。

  矛盾的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鏡像同時並存在新加坡的社會裡。不僅如此,連非新加坡社會亦如是。以台灣為例,李光耀逝世的消息一傳到台灣,主流媒體極盡所能的歌功頌德與造神運動,只有在網路社群軟體上才有質疑李光耀的獨立新聞在散播。一方面,主流媒體映照了「善霸」的面孔,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人權保障不僅是基於情勢所迫,更是情有可原,甚至作為一種「價值示範」,足以成為他國仿效學習的模範。另一方面,社群軟體上的獨立新聞則映照了「惡霸」的面孔,亞洲價值不過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人權彌足珍貴,怎可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就犧牲人權保障。

  其中可能的解釋因素為「世代差異」,即上一輩的人習慣使用電視媒體和平面新聞,而電視向來是威權政府政令宣傳的傳聲筒,因而使上一輩的人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善霸」;反之,年輕人則善於使用網路與新興科技,而無可諱言的,網路的興起使之較能逃脫國家政府的言論控制,使真實的聲音較能在此平台上被體現,因而使新世代較有可能映照出李光耀的「惡霸」。因此,接觸訊息管道的差異,造成了這種雙重鏡像得以共存在同一個社會裡。

  第三代人權與亞洲價值

  國際人權概念的發展大致有三個時期,第一代為公民政治權利,第二代為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第三代則為集體權利。其中第三代人權即建立在社群、集體聯帶關係(solidarity)和同胞愛(fraternity)的基礎上,透過大家努力方能實現之和平權、環境權、發展權等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s),亦即「連帶的權利」10。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某種程度上即是以集體權利中的「發展權」為基礎來論述。根據《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第一條(關於發展權的定義):「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於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國家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與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11 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再次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

  集體權利的主張容易被極權或威權政體錯誤的援引,以合理化自己的作為符合人權,例如他們會主張為了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違反國際所認可的人權是必要的、可辯護的,甚至認為是值得的。簡言之,犧牲個人權利來換取經濟成長的集體權利。李光耀「亞洲價值」的論證邏輯即是如此。

  然而,筆者試圖揭開李光耀「亞洲價值」論述並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第一,「亞洲價值」再現了誰的聲音?集體權利的主張之前提必須「符合個人自主的程序」。如果全體人民是經過自主程序來主張「亞洲價值」,則此種集體權利將具有其合法性;反之,如果「亞洲價值」的主張只是統治者個人為了滿足自己或政權的利益,則這種集體權利當然不具有合法性,只是獨裁者為了合理化自身獨裁統治的託辭。換言之,發展權這種集體權利的主張某種程度上必須奠基在一定程度的民主程序,否則此種權利的主張往往流於統治者個人利益的偏頗(Jack Donnelly, 2003)12 。即上段所述在完全沒有徵得被亞洲價值所再現的主體的同意之下,就貿然宣稱所有的再現主體都存在某種共享文化價值,因而使亞洲價值使終囿限於這種顯著的「錯誤再現」。

  第二,比例原則。即便全體人民經過自主程序,而主張存在一價值,即「為了經濟發展,有時候可以犧牲個人權利的保障」,但政府必須強烈銘記在心,這種犧牲必須被限縮在極少數事例、極短時間的極小範圍內,而不應該長期拖延對於個人權利的賦予,因為此種犧牲只是暫時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個集體權利,一旦經濟發展的目標達成了,國家就應該立刻將個人權利的保障付諸實現(Jack Donnelly, 2003)。而目前新加坡的經濟榮景早已不是當年的百廢待舉,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予,這種論述將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實現,而逐漸失去其論述基礎。更何況這種理由還沒有符合「理由一」的論證,即它並不是經過全體人民自主程序下的決定,而只是李光耀片面的說詞。

  由此可知,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之所以不符合第三代人權的主張,在於亞洲價值的主張並沒有經過全體人民的自主決定,憑什麼李光耀的個人片面說詞可以代表全體人民,甚至是整個「亞洲」?再者,隨著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之目標逐步實現,國家沒有理由持續拖延個人權利的賦予。因此,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的論述正當性與合法性並無法被第三代人權所證成。

  「後李光耀時代」的警鐘

  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李光耀為新加坡帶來的經濟成就,但在缺乏保障自由與人權的政治體制下,如果領導者不是像李光耀這樣的善霸,而是惡霸,則新加坡現有的體制應該如何制衡呢?猶如杭廷頓所述「李登輝過世的話,台灣民主還能留下來,但是李光耀過世,制度卻無法留下」13。的確,一個為李光耀量身訂做的體制在缺乏李光耀這位舵手操盤的狀況下,應該如何運作呢?

  除了李光耀這位舵手外,必須注意的是,2011年五月的國會大選和八月的總統大選,人民行動黨遭遇自獨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敗,只取得六成的選票,顯示網路及社群媒體的運用成為反對黨的重要串聯管道,以突破執政黨對新聞媒體的箝制。另外,也顯示其逐漸不受人民的青睞,尤其是青年族群,形成世代上的差異14。

  獨立製片人施忠明表示:「人民行動黨向來以打壓異見人士見稱,這是所有專制政權的DNA,但我預示這高壓手段撐不住,在沒有李光耀的道德權威,現時的領導人難以再將這高壓手段合理化」15 。

  50年代的新加坡國民深受李光耀悲情式論述的浸濡,而景仰李光耀,但對新世代的青年而言,這幾乎是遠古時代的想像。就如同生活在新世代的台灣青年,也很難想像蔣中正當年的大撤退是如何的風雨飄搖,更遑論景仰蔣中正。由於與上一世代的人們不存在共同的知識與歷史背景,因而形成世代間的認知差距,但也因為超脫於歷史情境,更容易客觀公正的看清蔣中正的作為,使青年無疑成為台灣轉型正義的重要推手。

  同理可證,新加坡青年亦如是。相比於未知的歷史想像與悲情式論述,他們更關注青年當下遭遇的困境,例如貧富差距擴大、生活物價昂貴等。再者,相較於強調經濟發展的物質主義思考,青年更注重心靈層次的滿足、自我價值的實現、生活品質的滿意,這些無疑是「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體現。我們必須嚴正思考,當國家從物質主義逐漸邁入「後物質主義社會」時,一個缺乏保障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體制,應該如何滿足人民的需求呢?我想,除了邁向自由、民主與促進人權之外,別無他途。一個指日可待的「新加坡之春」或許正在悄然醞釀。

  最後,「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下個世紀的新加坡領袖問問這個問題16:「這是個開放的社會?還是個封閉的社會?這是否是一個人們可以對既有的教會、既有的政府宣傳想法的社會?不論這些想法是新奇的、非傳統的還是異類的。在這個社會裡,人們的心智是否能夠在正確與否、公正與否、符合國家利益與否的基礎上不斷競爭?還是這是個封閉的社會,包括報紙、期刊、出版品、電視、廣播等大眾媒體,都被單調且對特定傳統政治哲學的阿諛奉承所餵養?我在這裡說的是一個開放社會的原則,開放的辯論與靈感,而非恐嚇;是說服,而非脅迫。」

  李明勳,2015,〈「亞洲價值」?新加坡與亞洲價值國家的人權實證分析〉,《菜市場政治學》,http://whogovernstw.org/2015/04/28/minghsunlee1/ ?

  梁展嘉,2015,《幹嘛羨慕新加坡?:一個台灣人的新加坡移居10年告白》,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4275?hc_location=ufi ?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林宗弘,2007,〈民主與威權的制度績效:亞洲四小龍政治經濟發展的量化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1(1):175-238 ?

  蕭爾,〈網上批評李光耀的新加坡少年被起訴〉,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3/150331_singapore_amos-yee_charges ?

  同上註 ?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李光耀病逝 新加坡建國之父 「威權資本主義創造者」〉,立場新聞:http://is.gd/CeVepC ?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https://m.facebook.com/AITW0528/photos/a.238537679595189.53763.238507146264909/758654084250210/?type=1&source=46 ?

  呂炳寬、楊智傑,2005,〈全球化脈絡下的人權保障〉,21世紀政治學研究的新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 ?

  《發展權利宣言》中文版,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evelopment/DeclarationRightDevelopment_ch.pdf ?

  Jack Donnelly, 2003.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林朝億,〈李登輝:我主張自由民主 與李光耀不一樣〉,新頭殼:http://www.peoplenews.tw/news/8c59d806-beb5-4527-a2d7-1e7617a9bc02 ?

  顧長永,2013,〈新加坡:威權政體的持續與挑戰〉,《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拍片批李光耀 星17歲藝人被捕〉,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50331/19096125 ?

  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分會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yestnc/posts/813903335361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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