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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墙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皮蛋  发表时间:2018-06-06 12:09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 69 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 100 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 2008 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 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的 40 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 400 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 1990 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 10 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 10 万人自杀人口不足 10 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 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 7 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 40 来个师生,他们分成 10 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 10 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 3 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 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 6 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 7 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 7 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 3 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 10 年,一年做农活收入 3000 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 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 3 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 4000 天,“平均每天有 10 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 2 亿,占总人口的 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 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 20 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 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 100 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 2300 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 2012 年的 3600 万人增长到 2013 年的 3750 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 70 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 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 55 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 4 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 80 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 6 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 2011 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中林木文等自杀老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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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周五到周六两天时间里先后发生三宗火警,其中两宗列入纵火案处理。

  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周五早上七点多时,深水埗界限街一个公园里,有四十多个垃圾桶起火,起火原因有可疑。

  根据《东方日报》报道,现场发现天拿水痕迹及两处火头,事件无人受伤。

  另外,青衣货柜码头南路的停车场内的回收场于13日凌晨起火,根据本地传媒报道,兩個存放发泡胶的货柜起火,起火原因有可疑,案件暂列纵火。

  货柜码头火警引致约30辆车烧毁,无人受伤,消防人员在约四十分钟内灭熄火警。

  周四油麻地上海街和西贡街交界亦有一个垃圾桶突然焚烧,无人受伤。警方资料显示,在现场检获四个空体樽,初步调查指火警无可疑,怀疑是烟蒂烧到其中一个气体樽引致火警。

  警方发言人说,三宗火警由三个不同警区负责调查,亦从未指三宗火警与旺角冲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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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太帅了!帅不帅,”当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的数十名士兵在舞台上踏步走,高喊口号时,演员句兆杰柔声说道。

  他们参与了猴年春节晚会中一个14分钟长的小品《将军与士兵》的演出。官方电视台CCTV表示,中国及世界各地有10亿人观看了周日播出的春晚。

  晚上8点开始的“春晚”长达四个半小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文化传统,自1983年以来每年都会举办。

  在主题为“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的春晚中,39个色彩斑斓、疯狂热闹的节目提供了常见的春晚大餐——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儿童歌舞、小品和功夫。

  节目还涉及一些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的问题,比如广泛的金融诈骗、糟糕的人际信任状态(以医院为背景的节目)。但其中的政治性内容更多地是为了推动中国领导人设定的目标,比如推动中国提升科技水平(540台机器人及29架无人机整齐划一的舞蹈体现了这一目标)。

  春晚浓重的意识形态信息及对军队的公开赞颂致使一些中国人评论称,今年的节目甚至比往常更具宣传意味。屏幕上展示了去年9月在北京为纪念二战结束举行的盛大阅兵式的影像,一度出现“听党指挥”的字样。

  “春晚实际上是一种宣传活动,”工程师苗洋(音)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人感觉今年春晚的政治性比往常更强,无论是军队的节目还是其他节目。”

  但苗洋表示,不管怎样,他像亿万观众一样观看了春晚,他们要么是爱看春晚,要么是爱骂春晚。

  在《将军与士兵》中,句兆杰扮演的军队摄影师记录了一名谦逊的将军坚持要求一名下级士兵教他正步走的过程。在几名将军因为腐败及违反纪律等罪名而被逮捕之后,这个节目变成了宣传官员精心呈现高官的谦卑的一个机会。

  其他宣传内容就没那么微妙了。以下是由一些知名歌手及几十名盛装打扮的舞者表演的开场歌曲《春到福来》中的歌词。伴随着轻快的音乐,他们唱响了中国共产党最新发布的充满数字的口号:

  咱们又说又唱心情豪迈!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大理念引领发展未来。

  九三阅兵威武震撼,

  三个必胜赢得全球喝彩。

  反腐倡廉,民心所向,

  党风政风社风清风满怀。

  “这是春晚还是新闻联播啊?”名为姚迪的网友在春晚视频下讽刺地问道。有数千名网友在该视频下发表了批评性的评论。

  还有一些评论表示他们喜欢看这些节目。名为“朋友”的网友在新闻网站凤凰网上写道,“确实耳目一新的感觉。”山东省泰安市网友写道,“比往届好多了。”

  “确实已经不错了,”贵州省贵阳市网友写道。这名网友还发表了颇具辩解意味的评论,“但是国内很多人的心态就是凡是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批评,凡是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质疑,凡是自己国家的一切都认为没有国外好。目前很多国人的心态确实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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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假期降至,首尔的大小商街都挤满了中国游客。免税店里,同胞们人头攒动,那场景犹如穿越回了儿时,又看到了腊月里农村的大集。把中国人吸引到韩国的,是光鲜时尚的“韩流”。与此同时,在北京则漂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推动这些年轻人来北京的,是韩国的就业“寒流”。

  漂在北京,躲避就业寒潮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曾在韩国大学教授中文和社会学,回国后,圈中也不乏韩国友人。

  34岁的知恩是北京一所私立幼儿园的老师,皮肤白皙、身材姣好,穿着低调却非常得体,见了同事和孩子家长总是鞠躬问候,露出殷勤热情的笑容,是典型的韩国女孩儿形象。知恩已经在北京的幼儿园里工作了8年,她不但有着韩国女性的温柔细心,而且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英语。她有中美两国留学的经历,因此深得妈妈们的信任。

  知恩的家在韩国一座美丽的海岛城市。在一个灰蒙蒙的雾霾天,我问她为什么不回韩国?知恩打开了话匣子:“在韩国生活太艰难,比雾霾更压抑。像我这样韩国二流大学毕业的,要找个好工作就像上天摘星星。握着SKY(韩国排名最前的三所大学,分别是SEOUL-首尔国立大学,KOREAN-高丽大学,YONSEI-延世大学,三所大学的首字母正好是SKY)和美国大学毕业证,会说英语、日语、汉语的人都在拼命投简历。我韩国的朋友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要运动、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得体,工作之余要上各种资格证培训班,下班后要和同事们喝酒,要保养皮肤还要攒钱整容……在韩国公司里,女性被瞧不起,被呼来喊去……我也想家,雾霾严重的时候嗓子疼,可想想我的朋友们就不敢回去。而且现在的老板给我的工资太高了……(问:在这儿找男朋友难吗?)是啊,总在中国,结婚是个问题,但我在韩国的朋友们也结不了婚啊。我们是‘三抛弃一代嘛’(笑)……(韩国年轻人由于很难找到稳定就业岗位,就业准备时间越来越长,结婚、生子的平均年龄在不断上升,其中很多人放弃了恋爱、结婚、生子的人生计划,因此被戏称为“三抛弃一代”,甚至是“五抛弃一代”,“五抛弃”指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交友和自尊心。)

  知恩自述,韩国的女孩打点完自身形象,下班后要和同事们喝酒维系人际往来。(资料图)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以来,韩国经济停止了高速增长。产业升级、雇佣稳定性下降、学历通胀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年轻人就业环境每况愈下,年轻人“就业难”成了韩国最核心的社会问题。韩国的政府、教育部门不断鼓励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并且寻找个人发展机会,知恩只是这股海外就业潮中的一个。

  就业难,人生就无从规划

  考名牌大学、就业、结婚、贷款买房、养育儿女,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韩国人的人生规划。无数韩国人踏着这样的节奏从农村走到了城市,实现了阶层身份的上升,韩国社会也由此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流的社会。但是2000年以后,愈演愈烈的就业寒潮让很多韩国人的人生规划戛然而止。

  40岁的载硕去年结婚,新娘38岁,美国博士毕业后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工作,去年终于在韩国的一家研究所谋得职位。载硕硕士毕业后就进入公司工作,虽然不是人人羡慕的大企业,但凭借一技之长工作一直很稳定,攒了不少钱。结婚后,正在考虑买下正在租住的公寓。载硕说自己和妻子是幸运儿,虽然比父母晚了10年,但他们还是过上了结婚、贷款买房的生活。现在二三十岁的韩国年轻人,要想有他那样的生活,就需要比他更优秀。

  载硕的妹妹36岁,她和她的男朋友因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而很难下决心结婚。在韩国,结婚时男方要准备房子,即便租房也需要缴纳相当于房价70%的保证金,女方则需要向婆家送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载硕的妹妹和她的男朋友大学毕业后先后到很多国家旅行和工作,几乎没有积蓄。载硕的妹妹曾经主张“过不上稳定的生活,就干脆享受自由”。但眼看奔四,她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载硕的妹妹有很多体育教练资格证,还曾经在南非的一个小国做过跆拳道国家队的教练,因此最近和男朋友计划着要到北京寻找机会,希望能够开一家面向儿童的体育培训班。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面临阶层下降的痛苦

  韩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中产层们更是把大量家庭积蓄投入子女教育,他们理所应当地想象着孩子们会重复自己的人生故事,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但是,就业难导致年轻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平均结婚年龄不断上升。因为买房人减少,房租越来越贵,年轻人支付完房租后仅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成了“劳动贫困人群”。人口减少、收入两极分化、消费萎缩,又使得国内经济难以走出泥潭,就业形势得不到改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年轻人只能调整对自己人生的期待值,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28岁的惠媛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爷爷和父母都是教授,这样的家庭在韩国生活富裕且备受尊敬。惠媛从小是个明朗活泼又积极进取的孩子。高中毕业时,考上了韩国的SKY大学,并且HSK就考过了8级。大学期间,惠媛到美国学习了一年英语,毕业后到日本学习了一年日语,后来又考入清华大学读硕士,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在清华的三年里,她变得越来越焦虑,甚至经常有轻生的念头。

  繁重的课业负担、异乡生活的孤独感是一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对未来的担忧。大学毕业后,就业成了惠媛和她的朋友们最忌讳的话题。这些名校毕业的年轻人都自尊而敏感,失业的朋友不愿提起自己的挫折,找到工作的朋友不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惠媛最好的朋友选择考公务员,租住在狭小的“考试房”里,一年年落榜、一年年再报名,已经很久不愿跟她联系。已经就业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临时工,不但收入低,而且经常担心合同到期后不能续约。甚至还有朋友向惠媛哭诉自己在公司聚餐时被要求倒酒、唱歌、跳舞,甚至遭到性骚扰也敢怒不敢言的经历。因此,惠媛早早就放弃了应聘公司职员的念头,打算进入大学或者研究所工作。

  但是,在她即将完成硕士学业时,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却劝她放弃教授的职业规划,原因是教授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韩国要成为教授,不但要有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博士学位,要有多篇SCI论文,还要做几年时间讲师(大学里的临时教员,按小时收取讲课费,以学期为单位签订雇佣合同),竞争率通常是十几甚至几十人里选一个,女性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很多人在竞争中错过了就业年龄。

  大概就是从放弃教授梦想那时候起,惠媛仿佛变了一个人,眼睛里少了光彩,体重也不停增长。她经常说自己无法像父母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令人尊敬的生活,自己这一代人是“骆驼一代”(意思是要想找到好工作像骆驼钻针眼那么难),钻不过针眼的,只能走在阶层身份下降的通道上。后来,惠媛渐渐接受了现实,硕士毕业的时候,她说完全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计划,打算在北京工作,几年后凭借北京的工作经历回国找工作,并且希望能早早结婚。

  比失业更令人窒息的,是失去梦想

  由于适合高学历中产层的新增就业岗位太少,少数高端就业岗位与中低端就业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大财阀垄断国内经济,中小企业难以成长。这些因素都使得阶层在韩国越来越固化。换言之,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阶层地位在一代之间的继承现象越来越明显。因此,韩国人也把今天的年轻人戏称作“勺子一代”,意思是出生时嘴里衔着什么勺子,一生就属于什么阶层。社会阶层论成了“勺子阶层论”,一共分为7个阶层,由上往下分别是“钻石勺子”、“金勺子”、“银勺子”、“铜勺子”、“青铜勺子”、“塑料勺子”和“泥勺子”。阶层身份上升的机会减少,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梦想和活力,而一些年轻人则来到中国追寻自己的梦想。

  30岁的然鹤是韩国年轻人中的幸运儿,他口含“银勺子”出生,爷爷是一家中型企业的创始人,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行长,家庭财富在韩国属于尖端的那5%。然鹤在美国读完大学后先后在新加坡、香港和北京读书、实习。然鹤说他的中国朋友们总说现在的中国大陆非常浮躁,年轻人总想一夜暴富,但他却非常喜欢这种氛围。韩国也曾有过“汉江奇迹”,然鹤的爷爷就在那个时代白手起家,从吃不饱饭的穷孩子成了受人尊重的企业家。他虽然从小生活优越,但却非常羡慕用汗水创造奇迹的爷爷。然鹤认为,今天的韩国消费萎缩、财阀垄断,确实创业变得非常艰难,但更可怕的是年轻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来到中国后,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创业热情点燃了他的梦想。然鹤说“我是快乐的‘北漂’,习大大的中国梦里有我的梦”。

  春节后,然鹤打算离开北京去更多的中国城市,为爷爷的公司寻找合作伙伴,也为自己创业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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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兰普顿引述一位中共领导人涉及北朝鲜的三个噩梦:一,北朝鲜拥有核子武器;二,北朝鲜挑起战争;三,北朝鲜崩溃。其实北朝鲜早就挑起过一次战争,而如今它也在中国眼皮子底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核试验——核爆炸不找偏僻的地方,竟然让居民感觉到震动,而这居民竟然是我们中国东北的同胞!而我们的外交部竟然一无所知!请问,从核子武器诞生到现在,即便在冷战高峰时期,这种事出现过一次吗?在别人家门口试爆核子武器,弄得要学生和居民疏散,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还没有崩溃?因为北朝鲜崩溃是我们领导人的第三个噩梦。所以,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持续不断地给北朝鲜输送物资和大米的——注意,不是人道救援,而是维持它不崩溃。一位高级官员对兰普顿博士说,他(北朝鲜领导人)一直在勒索北京,可“我们要是不送粮食给北朝鲜,它就会把难民送过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喂他们,在北朝鲜喂他们,总比在中国喂他们来的方便嘛”。

  中国有些噩梦也是美日韩和国际社会的,例如美国和北朝鲜其实早就有力量让朝鲜半岛尽快统一,可韩国自己却担心得要命。以目前韩国 的国力,如果发生当年东西德那种统一,韩国人的生活水平估计半个世纪里会维持不变,前二十年甚至会倒退。看看今天德国原东德部分的经济发展就知道了,依然在拉原西德部分的后腿。某种制度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阻碍,远远超过我们的预估。更何况,北朝鲜那种教育与洗脑下,这活着的几代北朝鲜“人民”绝对无法同这几代韩国“公民”尿到一个壶里去,到时统一的“朝鲜”,估计在思想、政治和行为方式上比现在还更分裂,更危险。看看现在中国网络上的“五毛”和“带路党”之争,人家不怕才怪。

  “统一”对美日韩都暂时不是选项,这几个国家再傻,也不敢以民主之名统一北朝鲜,我是多次在华府同一些专家碰头后才发现这个秘密的,我原本以为只有中国在阻碍人家统一(事实上,美韩以前确实常常拿中国当借口),其实大家心里都没谱,不敢统一,要死,你自己去死,玩死、饿死、崇拜领袖独裁到死都行,反正除了中国,大家都不和你玩。可现在它拥有了核子武器,有可能要死的时候,会拉各位同它一起死,这问题可就大了。统一不行,不统一也不行啊。

  中国当初给人阻碍朝鲜半岛统一的理由很幼稚,也是目前朝鲜金家心安理得“勒索”中国要援助的理由:我站在对抗西方尤其是美日韩的前沿阵地哦,你不喂饱我,我就不当你阻止西方进入中国的缓冲带——乖乖的,这可是曾经盛行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战略思想,可现在早就过时了,美国人侵占中国不一定要从板门店登陆,只要用电脑在瑞士登录网络,公布贵国领导人的在海外的存款,你就死翘翘嘛。但北朝鲜的年轻的领导人还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思维里。

  更奇怪的是,北京也还有一批木头脑袋真认为北朝鲜是中国的安全防护带,却没有意识到,北朝鲜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有可能给中国发展带来最大变数的麻烦带!

  首先,一个朝鲜几乎就把中国在国际上展示的道德底线拉到大腿根以下了;其次,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历经济改革、社会变革后同朝鲜拉开了距离,但国内民众还是会不时把北朝鲜作为一面镜子,反思我们至今还有多少同北朝鲜藕断丝连的地方,从而开始对几个自信不那么自信;第三,北朝鲜一旦崩溃,朝鲜人民很可能会把自己这些年遭受的苦难一股脑儿归咎在中国人头上,从而产生严重敌对情绪甚至报复行为;第四,我从美国国防部和我以前供职的大西洋理事会得到专家确切的答复是:北朝鲜的核子武器要想威胁到美国,20年之内都很难。但我们都知道,却可以对中国、韩国尤其是日本构成威胁。

  也因此产生了这样的副作用:日本重新武装甚至走上核武之路,将迟早会得到世界的普遍同情与认可,一旦日本核武化之后,中国周边可能会出现更多表面对抗朝鲜实则暗指中国的核武小国。那种情况出现的话,中国这些年面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最大的优势——五个联合国认可的拥有核武国家——将丧失殆尽。中国那些动不动就放言“教训”一下人家的家伙,也就彻底歇菜了。

  当然,这些也许不会一下子出现,甚至不会出现,可一个这样有别于正常国家与常人的独裁控制着一大堆技术并不成熟的核子武器,即便不疯狂到使用它们,失误、失事也是不难发生的。日本那样的国家都有可能无法控制核电站,北朝鲜那里还不令人堪忧?而一旦出现苏联崩溃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国东北同胞将遭遇比华北同胞的雾霾更可怕的核子冬天……

  中国目前面临问题的严峻程度,超乎我的想象,连我这位打不死的老顽童都准备封笔,去安静地等待、准备大事发生了。莫非,金家人也会加入到引爆大事发生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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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起因是,有一次去芜湖。芜湖有一家据说始建于光绪年间的包子铺。一天早上,朋友带我去那里吃包子,就联想到现在人们讨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所以,回来就写了一篇长微博。

  后来觉得当时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楚,现在重写一遍。现实是:很多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于是,从需求侧做文章,号召人们买包子,并促进包子外销。但从效果看,人们买包子还是不踊跃,而且外销也基本饱和了。这意味着在需求侧做文章的空间已经不大。

  于是,目光转到了供给侧。一看供给侧,问题来了。原来包子做的就有问题,好吃的包子很有限,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这样,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给侧改革,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去库存,消灭过剩的产能)。这个思路对不对呢?当然对。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来了,结果销量还是没增加多少,很多人还是不买这包子,而是弄两个馒头夹点咸菜就完了。

  一问,问题清楚了。你们为什么不买包子吃馒头?因为我们买不起,包子10块钱一个,这一笼就100块(夸张点,为了好算账)。而馒头5毛钱一个,两个一块钱就搞定了。

  嗯,看起来还是需求的问题。但需求的问题在哪呢?哦,对了,价格,价格,10块一个包子实在是太贵了。

  于是,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卖得这么贵,怎么行啊?降降价,销路不就上去了吗?

  但没想到,老板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也知道这包子贵啊,我也知道10块钱一个包子人们买不起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一个包子里,税就占了5块。原料面肉菜虽然不贵,可运费贵啊,每个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块钱,房租一块钱,再加上人工还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费用,你知道我一个包子才赚多少钱吗?两毛钱!我怎么降这个价啊。

  现在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吧?就在供给和需求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个中间地带的扭曲,就造成了我说的,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的不得了。

  结论是什么?就是我前些天说的:只有疏通中间,才能打开两侧(供给与需求)。

  点评:孙教授的结论,诠释一下:所谓中间地带的问题,我理解有两个,一是政府税收和社保缴费过高,让企业无法生存;二是垄断国企占有太多的社会资源而效率又太低,靠价格垄断生存,抬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

  如国际油价由140多美元跌到了现在20多美元,可是国内汽柴油价格仅仅下跌了约30%,是美国的2倍多,政府和垄断国企都得利,但抬高了全社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同样的,房价这么高,土地和税费占了大约70%,这个钱都被政府拿走了,而高房价带动了几乎所有物价的上涨,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所以,政府不减税降费,不大力推行国退民进,什么都是假的。

  我也认为,媒体炒作的所谓供给侧改革,纯粹是瞎忽悠!

  最近两年,中国的御用文人们似乎江郎才尽了,编造出了许多没有经济学意义、专门用来忽悠人的、土得掉渣的、或许可以归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新词汇,最著名的是“新常态”、“互联网+”,再就是这个“供给侧改革”。

  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相对过剩

  解决方法是改变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

  政治书上早就说了,现在没人承认而已

  应该做的是国退民进,精简政府机构

  结果搞啥供给侧改革,和资本家把牛奶倒掉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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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既是天地之间遗世独立的个体,也是嵌入社会网络的一个结点,人的命运改变,既需要个体意义的向上流动,也需要社会层面的整体提升。

  这个春节,一位上海女孩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位女孩春节到男朋友的江西老家过年,却把男朋友家的晚餐发到网上,不仅毅然和男朋友分手,而且连夜返回上海家中。事件虽然尚有疑点,但在春节团圆期间,在人们正为返乡而愁肠百转之时,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神经。

  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婚姻与家境的关系,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的辩论,“孔雀女”与“凤凰男”的标签……一时间,各种讨论唇枪舌剑,反映出复杂多元的价值图谱。这位女孩晒出晚餐照片确实有欠考虑,但也要尊重她个人的择偶权利,不应该出于同情农村人而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而仅凭一桌饭菜就给故事的男主角贴上“凤凰男”的标签,更是令人齿冷心寒的诛心之论。可以说,故事的男女主角都有情非得已的隐衷,他们的命运就像时代洪流溅起的泡沫,舆论不应该去消费个体的苦衷,而应该透视泡沫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事实上,这样的纠结,是已经接受对方在城市的独立存在,却无法容忍对方在农村的家庭出身。这就像《红与黑》的女主人公,当她把于连当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就心怀一种“伟大和勇敢”的浪漫主义感情;但是一旦她想到于连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就马上为自己的情感付出羞愧难当。这其实反映出农村大学生向上流动的两个面相:他们确实通过高考实现了个体命运的改变,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农村出身。也就是说,农村大学生在改变个体命运之后,还需要完成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的重建。而后者,是一个更加沉重的任务。

  有哲人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的定义,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却体现为点点滴滴的残酷现实。他们即便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了贫穷的乡土,实现了个人意义上的命运逆袭,但是儿时的成长记忆还在、农村的社会关系还在。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网络,有时融化为心中温馨而浪漫的乡愁,但更多时候,却是以个体反哺家庭、造福桑梓的形式侵入到生活中。这正如风靡网络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所言,农村大学生“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只身到城市建功立业,在原子化的生存中不断获得个人成功,也不断通过个人努力反哺农村家庭,但是他们无法在城市重建身份认同与社会存在。

  春节返乡团圆,恰恰是对农村出身与社会关系的再次确认,而那位女孩的连夜出走,也正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拒绝。因此,这不仅仅是城乡差距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阶层固化的问题,而是农村大学生在向上流动之后,如何去重新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的问题。“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但是在这样的悲情故事之后,如果“我”的父亲还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我”的亲戚还在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我”真的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命运改变吗?恐怕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凤凰男”标签,还是会充满歧视与不屑地飞来,以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的名义将个体掩埋。

  著名作家刘震云早在小说《一地鸡毛》里面,就对农村大学生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深入刻画,当农村的社会关系不断侵入到现实的生活中,主人公在良知与现实的双重挤压下心力交瘁,而家庭生活也正如小说名字所言——一地鸡毛。这次事件不过再次提醒人们,人既有个体性,也有社会性;既是天地之间遗世独立的个体,也是嵌入社会网络的一个结点。因此,人的命运改变,既需要个体意义的向上流动,也需要社会层面的整体提升。也就是说,当人们为阶层固化而感到忧心忡忡、不断呼吁打开社会流动大门的同时,也应该致力于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社会各个阶层的整体福祉,不要让农村还是那样凋敝,不要让农民还是那样贫穷。否则,少数向上流动的农村大学生,只会在不断拉大的阶层差距中,继续经受身份撕裂带来的苦痛,在“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的迷茫中继续着乡关何处的身份迷失。

  无论如何,在春节期间连夜出走,总是与喜庆氛围格格不入,总是让人感到心痛。既然不能奢求一个人去承担时代的重负,既然社会底层的福祉提升进程缓慢,那么,这个社会能否更多一份友善?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哪怕鸿沟还在拉大,是否能够多一份“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友善?这样,痛苦的刀刃就不会如此锋利,不至于将已经饱受身份迷失之苦的农村大学生,刺出醒目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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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年的,写点正能量

  《环球时报》的忠实用户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就妄图采用和平演变的手段进行颠覆,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新闻联播》的观众也应该注意到了,西方反华势力继续从思想上、文化上及经济上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更新反华策略,以新的手法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破坏和颠覆,除了常用的生态武器、信仰武器、经济武器、道德武器之河南11选5预测外,他们还发明了气象武器,多年以前网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专家:气象武器绝非危言耸听,西方国家从未放弃”,没想到现在西方国家连天文武器也掌握了。

  美国东部时间 2016年2月11日10点30分,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执行主任大卫?瑞兹宣布,科学家们寻找引力波的努力终于收获成果,LIGO第一次成功检测到了引力波。美国的科学家们,你们确定自己发现的是引力波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当然,这只是一个joke,引力波当然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引力波具有负能量的特性(详情参考“引力场的负能量特性——一种全新宇宙观”),它是站在社会主义对立面不断勾引正能量的一种波。

  在中国人民看完猴年春晚加满了正能量准备建设祖国的关键时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突然抛出了引力波这种负能量,整个西方都在欢庆,就连很多中国人也盲目地跟着发朋友圈庆贺,甚至忘了迎接财神,而身在养鸡场喂鸡的花千芳老师却隐隐感觉不妙,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阴谋。虽然引力波慑于中国人民的正能量一再对西方国家表示你们不要装作跟我很熟,可西方天文学界依然我行我素,有消息称西方天文学界想借这次发现引力波冲击不存在河南11选5专家预测奖奖,四川网络作协主席周小平听闻表示,他将创作出更好的正能量作品予以抗衡,毕竟天文学也属文学范畴。

  在西方宣布发现引力波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L. Rafael Reif给全校师生写了封信,“……它是辛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又是震撼性的、革命性的和催化性的。没有基础科学,最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创新”只能是小打小闹。只有随着基础科学的进步,社会也才能进步。”,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它点明了引力波的革命性颠覆性,当前中国正处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期,正是蓬勃发展应用科学的时候,它却暗讽我们的创新是小打小闹,诋毁我们的社会无法进步。此时此刻,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高校的党委书记也应该给全校师生写封信进行回击,《牢记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正能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科研之路》。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而引力波的发现却是对有神论的强力支撑,NASA的加斯特罗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对一个终生信靠理性力量的科学家来说,这个(指大爆炸的)故事象恶梦一般完结。他业已攀沿无知之山;他即将征服最高山峰;当他翻越最后一块山石,却遇见一帮已经在那里坐候数世纪的神学家。”,知乎上的基甸老师也认为“引力波的发现为大爆炸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指向“宇宙开端”。这不但有科学上的意义,而且有“神学”上的意义。”,由此可见,引力波不仅仅是对正能量、万众创新的伤害,就连无神论它也妄图颠覆。

  西方国家故意把引力波包装的很神秘,让普通中国人很难看懂和理解,不用怕,强中更有强中手,连《环球时报》都能读懂,还有什么迷雾能遮蔽我们的双眼。大家都看过《奥特曼》系列动漫吧,它早就预示了引力波的存在,同时也揭露了负能量里的阴谋。《奥特曼》对“负能量”的定义是,人类在负面情绪、心理、思想等,比如妒忌、贪婪、懒惰等的作用下,使人类的行为引入负面效应,从而产生了负能量,负能量是地球上产生怪兽的主要原因,而主人公爱迪·奥特曼来自宇宙,是奥特宇宙警备队成员,光之国负能量调查员,他就是来拯救地球人的,他的主要武器就是正能量。现在明白了吧,我们一直提倡的正能量并不是虚空的,不是宣传统治手段,而是拯救地球乃至宇宙的重要武器。

  综上所述,引力波是西方的,是负能量的,是反万众创新的,是有神论的后台,是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天文武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仅要警惕,还要反击,武器就是正能量,正能量在哪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里,在河南11选5预测花千芳的养鸡场里,在周小平的带鱼养殖场里。之前,孝顺父母里也有正能量,可惜引力波现身后,来自于孝顺父母的正能量威力实在太小,现在必须孝顺国家,孝顺国家里有大正能量,什么自古忠孝不两全,现在到了忠孝合为一体的时候了。此外,孝顺国家才是最正确的,孝顺父母也危险,万一父母就是反华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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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的央视春晚仍然坚持了它一贯的原则,正在变得越来越难看。作为中国最大的电视台,拥有最优势的资源,央视好像不屑于把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晚会办成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它好像更有勇气去探索怎样利用最优势的资源去办出一台最难看的晚会。在媒体的人格化方面,央视给全国的媒体做出了一个表率,央视变得比以往更有温度,更有人格形象,这个人格形象就是——和珅,一个在溜须拍马方面表现非常优秀的人物。

  我们知道,创作的动机对于创作出的作品影响很大。在创作喜剧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创作动机完全都在搞笑上,那么我们就会太过于精心设计笑点,而把作品变成简单的笑点的堆积,会使作品变得没有故事的逻辑。而如果,我们创作的动机是“拍马屁”呢?今年的春晚给出了我们答案。

  本来创作一个好笑的小品就比较难,再加上喜剧演员的稀缺,好的小品看似简单,但要做好并非易事。而如果小品的创作都是由“拍马屁”来引领,那么小品很容易就变成赤裸裸的讲和谐、唱赞歌。

  一、小品《快乐老爸》

  该小品故事的核心事件就是“找狗”,徐帆去冯巩家找狗,结果发生了误会,该故事通过揭露真相来完成转折和结尾。小品最后的底是,儿童的妈妈患病缺钱,冯巩是好心帮儿童,儿童是懂事来还钱。中规中矩的故事,却有一个烂大街的故事主题。这样的故事如果放在小学生作文中会得一个高分,作文的题目是《一件小事》。相信这样的作文大家在小学时应该都写过。

  烂大街的主题其实也可以把过程设计得比较好笑,遗憾的是这个小品是由冯巩来演。之前的文章《这样的喜剧设计为什么容易过时》中我们探讨了为什么有些喜剧容易过时,而该小品刚好就给我们做出了反面典型。过时的网络段子,不再热的热门网络词语,刻意的引用和连接,煞有介事的说出自以为很搞笑却并不搞笑的台词,满眼期待着本来以为有但却并没有的热烈的观众的反应。

  冯巩老师依然延续着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转型表演小品后的统一风格。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人和当年那个与牛群搭档说出很多经典相声的冯巩是同一个人。聪明反被聪明误,长处有时候恰恰是短处,冯巩老师用相声的方式演小品恰恰演坏了小品。不断的堆积语言梗,用语言梗来撑起一个小品,是错误的做法,何况您用的还是过时的梗。

  这样的小品要怎样修改?修改的前提是小品的立意是过关的,很遗憾这个小品最后的底是一个太容易煽情,太过烂大街的设置,这是一个标准的陈词滥调的作品。没法修改。需要重新找到一个更好的更新鲜的立意,如果冯巩老师最后拿到一个好的创意,希望冯巩老师增加和搭档的互动,避免自己说大段过时的段子,因为您说的越长小品越难看。

  二、小品《网购奇遇》

  小品《快乐老爸》中靠很多过时的网络段子来支撑,《网购奇遇》比它高明的地方在于它用了很多原创的语言梗,只是可惜的是小品仍然是靠语言梗来支撑,而这些语言梗虽却并不怎么好笑。蔡明和潘长江仍然停留在耍嘴逗贫上,看得出他们很卖力,当这种语言梗处于低频段的时候,他们的逗贫就会显得刻意和生硬。

  蔡明和潘长江近几年的小品风格也比较统一,存在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小品的本意是打算反映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可惜的是把焦点放在了堆积语言梗上,于是整个小品就变成了群口相声,蔡明和潘长江都变成了巧嘴八哥,而语言梗又处在低频段的笑点上。把小品的焦点放在堆积语言梗上,这样一来小品中的事件就是为事件而事件,当为事件而事件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就会显得既没意义也没意思,人物就会非常飘,小品里的人物一点都不落地,不真实,更谈不上可爱和有趣。这就是典型的由外而内的创作方式。

  如果想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最初的切入点不是寻找事件,如果一开始只停留在寻找事件上,那么最后就会变成了既没意义也没意思的故事。《网购奇遇》中,网购只是一个常见事件,基于现实的冲突点在哪里?所谓的奇遇只是两个人偶然的相遇,奇遇奇在哪里?

  最开始的创作应该是寻找老百姓现实中的冲突,找到冲突之后再基于这个冲突确定立意。比如,过年了,又到了同学聚会走亲戚的时候了,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冲突,同学聚会出现了攀比现象,攀比之后可能出现:羡慕,嫉妒,恨,过度热情或者冷嘲热讽,自卑或者骄傲。而这背后都是人性之弱点。抓住了人性之弱点就找到了小品的根,小品就具备化学性,观众内心会产生化学反应,观众会有代入感,有共鸣感。比如赵本山、范伟曾经表演的小品《同学会》。

  三、小品《是谁呢》

  小品《是谁呢》发现了现实中的冲突,那就是:正经上班赚不到钱,贪污却犯法。找到这个冲突点后,小品也在努力构建结构,5万块钱到底谁给打的?只是很可惜,结构建立的太过简单,第一个人来了,说不是他打的,第二个人来了也说不是她打的,第三人来了说是他打的,于是矛盾解决了。我们知道喜剧最关键的就是制造“错位”,而这个结构里就根本没有错位。直来直接去的开始,直来直去的结束。结尾结的太轻松,结尾结的太没力度。我们说“没意外,戏失败”,而该小品就是没有一点意外。

  “反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反腐这个点上有很多负面的元素,这个点比较容易建立起戏剧性。该小品把故事线放在“找人”上,这其实就跑偏了,这样的角度来表现反腐,会感觉明显使不上劲,何况“找人”这个核心事件并没有建立喜剧结构,第一个不是,第二个不是,第三个是,直接平铺直叙。

  如果想写反腐,就直接写贪污的那些事那些人。比如,我们设置一个外形很好,对媒体讲话也很好的官员,讲话中他对于贪污恨之入骨,关心老百姓疾苦。但是私底下他贪污起来却丝毫不手软,数目大,手段多。我们可以制造他在媒体上的正义形象与现实中无钱不贪的真面目之间的强烈反差,以此作为笑点。这样批评得深刻,讽刺得辛辣,观众看得也过瘾;还可以把贪污的事件置入到一个经典故事中,借助经典故事里的人物来讲现代的故事。

  比如,我们可以用《西游记》来置入。唐僧是一个好和尚,但在取经的路上接受各个妖精的贿赂,最后搞得八戒和沙僧也受贿,只有孙悟空不受贿却被唐僧几人排挤,最后把孙悟空害死,后来菩萨知道了,又把他们打到凡间重新投胎。在这个过程中把现实中的贪污事件都移植过来。那么,现实的事件和这个经典故事背景之间就具备了强烈的不协调性,这样就容易做出喜剧性。如果细节打磨得足够好,也会很好看。

  四、小品《放心吧》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尤其是在诈骗横行的现在。小品基于这个点也建立了喜剧结构,这个小品眼看着就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小品。尤其是当孙涛围着红围脖开始跳舞,《桃花朵朵开》的音乐开始响起时,我们几乎要判定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小品。

  当另一个穿着红鞋围着围脖的男人和孙涛相遇时,这个喜剧性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高兴的等着好戏上演,好戏也上演了,只是这一段太短,很快就结束了。另一个穿红鞋的男人和孙涛相遇,这已经建立了误会。建立误会之后,几个人就会因为这个误会弄成一团乱麻,谁也分不清谁。

  这一段是小品的重点,是小品最能让人发笑的地方。只是可惜这一段太短,误会解除的太快也太轻易。如果丰满这一段,误会之上再增加误会,这会是一个很好看的小品。类似的例子,可以参考以前的春晚小品《问路》。

  五、小品《快递小乔》

  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写普通人,写普通人的事,《快递小乔》做到了。同样的类型,《网购奇遇》把重心放在堆积低频的语言梗上,喜剧结构也不好,人物飘。而《快递小乔》刚好与之相反,故事是普通人的故事,故事落地,人物是普通人,人物落地。台词是基于故事和人物而发出的,台词的笑点设置得自然。这一点上,《快乐老爸》和《网购奇遇》都弱了太多。

  《快递小乔》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故事有头有尾,开始的自然,结束的也自然,人物个性化做得很好,演员没有像其他小品里的演员一样抖机灵,背段子。也许这个小品的好笑程度没有赵本山、陈佩斯的小品那么强,但无论是小品的故事还是几位初次登上春晚小品舞台的演员的表演,都可圈可点。乔杉、修睿这两个年轻演员,在这个小品中的表演,度把握得很好,没有过于用力也没有用力不足,恰到火候。这一点上,冯巩、蔡明、潘长江几位喜剧表演上的前辈却远不如这两位后生。

  小品自始至终以“身份误认”作为故事的核心笑点,快递员小乔善良热心,乔杉很好的塑造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人物台词和人物动作都具备明显的个人标签,这种个性化特质的设计自然可爱不做作。

  小品的最后终于解除了误会,换做其他小品很可能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会显得力度不足。而该小品很好的一点就是又往前走了一步,修睿夫妻两个要把修睿的丑妹妹介绍给乔杉,乔杉则被吓跑。这一小段虽然短,但加上之后喜剧效果更强,小品的故事更加完整。对比前面几个小品,这个小品中人物的设置,细节的打磨,结尾的处理,实在是难得了。

  我们讨论的是喜剧的小品,但是像《将军与士兵》这样的小品明显就是一个模板式的唱赞歌的小品,它本身就不是奔着搞笑去的,所以它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2016年的央视春晚,更像是一个二线卫视的加长版周末综艺节目,其中的几个小品寡淡得像是在嘴里嚼了一天还没吐的口香糖,没味还没嚼头。春晚本来可以做成一道全国人民的文化大餐,小品本来可以做成这道大餐中的硬菜,可是央视并不屑于这样做,除了以往唱赞歌的做法,央视今年又增加了“拍马屁”的技能包。如此的创作动机,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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